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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为挖到文物骄傲，现在住在文物上发愁。”这句福泉山村老人们的喟叹，道出了上海多处国家级遗址保护区共同的安居困局。千年遗址的荣光之下，一道30厘米的动土“红线”，如同无形的枷锁，将世代守护文物的村民困在“住不得、修不起、拆不了”的危房之中。他们曾是发现珍宝、无偿上交的功臣，如今却要在亲手封死的窗户后，与摇摇欲坠的老屋共担风险。守护历史遗产的铁律，如何能容纳今人生存权与安全感的呐喊？这场横亘在千年土层与摇摇欲坠屋檐之间的求解，正考验着城市的智慧与温度。日前，记者来到位于青浦区的国家级遗址“福泉山遗址”的核心保护区进行实地采访。

　　每到台风肆虐的季节，68岁的老周就在福泉山村的老屋里坐立不安。雨水穿透腐朽的屋顶，敲打着屋内接水的塑料盆，发出令人心悸的声响。“这房子摇摇欲坠，钢筋都露出来了。”他指着天花板上狰狞的裂缝说，“可我更怕的是万一哪片瓦掉下去砸到路人，我们全家赔上性命也担不起这个责啊。”

　　去年那场大台风来临前，为了避免高空坠物伤人，老周做出了无奈的选择：亲手用水泥封死了二楼临街的两扇窗，又拆掉了松动的落水管。如今这栋曾迎接儿子出生的自建房，只剩下几处黑洞洞的砖墙，如同被剜去眼睛的面孔。

　　“危房”在福泉山村从来不是统计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一个个家庭与老屋揪心的过往。75岁的孙阿婆独自守着其中一间老屋，女儿多次要接她去市区，她总是摇头拒绝：“一辈子在村里，习惯了。”但台风天里，这种固执便成了煎熬。“房子被吹得咯吱作响，一个人实在害怕，只能逃到邻居老周家。”孙阿婆苦笑，“可老周家的屋顶也不行啊，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故土难离的依恋，在摇摇欲坠的屋檐下，成了沉重的枷锁。

　　记者走访发现，村里多数屋顶已不见瓦片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临时铺就的黑色牛毛毡。老屋大多建于物资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早已不堪岁月的重负。地基沉降、墙体开裂、屋顶坍塌

　　“几乎家家漏雨，只能用这个挡一挡。”老周抚摸着脆裂的墙体，地基沉降导致的贯通性裂缝像蛛网般爬满墙面。“污水还是用最原始的方法，直接排到了村里的蓄粪池。”老周的话语里透着难言的苦涩。法条不仅锁住了危房改造，甚至让雨污纳管这样的基础民生工程也寸步难行村里的道路同样无法开挖。

　　老周们“拆不得”的根源，深埋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之下福泉山村正位于国家级遗址“福泉山遗址”的核心保护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如一道紧箍：保护区内任何动土工程深度不得超过30厘米，且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令人唏嘘的是，这里的村民曾是遗址保护的功臣。老周少年时在河塘钓龙虾，曾钓起三个古陶罐。他的父亲一位乡村教师看出了其中的文化价值，辗转多趟公交车将其中最完整的花纹陶罐送至上海博物馆，无偿上交。此后村里不断发现文物，福泉山终获“国保”身份，村庄也被纳入保护性开发。看到“自家土地挖出的宝贝”被博物馆珍藏，老周曾满怀自豪。“我们挖到过罐子、玉璧等。”老周说起配合考古挖掘的往事，眼中依旧闪动着“与有荣焉”的自豪。福泉山最终被认定为国家级文化遗址，保护性开发随之而来。然而当保护的光环落下，这份荣光却与生存困境交织。

　　其实这样的困局在上海的其他遗址保护区也在不断上演。上海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有松江广富林遗址、闵行马桥遗址、普陀区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青浦福泉山遗址、青浦青龙镇遗址等。文物遗址保护区内的住房失修问题，主要有住房外迁和原址翻修两种方案。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就是住房外迁的典型，经统一规划，历经10年投资，建设了文旅休闲一体的古文化园林公园。但大多数的遗址还是无法外迁。而原址住房失修后的翻修，本市各遗址保护区都面临着困境。以青浦福泉山遗址内的福泉山村和回龙村为例，未翻建房屋合计近200栋，大多年久失修，仅2024年鉴定为C级危房的就新增15例，累计已超50例。而在青龙镇遗址保护区内的青龙村、塘湾村等地，也有着相似的情况，村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渴望同样在繁琐的审批流程前变得苍白。

　　一边是国家级文物遗址保护区的“红线保护”，一边是保护区老百姓住房条件、环境改善得不到保障的“客观难题”，市人大代表们与遗址保护地的相关部门也为此多年奔走。

　　2022年7月，上海市政府依米乐 登录入口法公布两处遗址保护范围和地下文物埋藏区，为矛盾纾解奠定制度基础。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公开文件中明确：对保护范围内农宅采取“评估抢修安置”双轨机制，在考古监督下实施抢险加固，同步研究迁移安置方案。实践层面的探索同步展开。2023年，青龙镇遗址区启动人居环境优化工程，白鹤镇政府工作记录显示，施工采用人工夯取代机械，浅表铺设污水管道。但项目负责人坦言：“涉及房屋主体结构的改造，仍需上级政策支持。”2024年青浦区建房联席会议形成新突破。根据会议纪要，对无建房资格的危房户，允许“在不破土前提下”实施抢险加固；同时探索“村民易地建房、平移建房”等替代方案。福泉山村近期获批的危房加固方案写明：采用槽钢支撑承重墙，全程考古人员监督。

　　市人大代表方逸洲走遍了福泉山村，和相关部门多方沟通，提交了相关的代表建议。他表示，针对原址住房年代久远、严重破损、成为危房等情况，为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由属地街镇村居，征集米乐 登录入口统计，并梳理提交住房翻新拆建方案。他建议市级有关部门集中报批，加快审批流程，缩短住房，尤其是危房翻新拆建从提出到获批的时间。“上海正在打造五好两宜和美乡村片区，通过危房抢修，统一规划，有序原址翻新，可以优化遗址保护区内的人居环境，形成遗址保护区内的危房原址抢修优秀实践。”方逸洲建议道。

　　市人大代表周东亮则更关注政策破冰：“市级相关部门联合研究制定相应文物保护方面关于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相关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职责、操作流程和办结时限，包括明确最后市级部门与国家文物局的对接，切实维护农村村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村村民改善住房条件的合理要求。”

　　他进一步表示，要对文物保护区内农村村民住房采取分批次自愿搬迁集中居住的措施，由市区镇三级从资金、用地指标等方面统筹给予保障。对埋藏区加快地下古物勘探，然后跟进勘探结果编制调整相应的村庄规划。“对存在安全隐患经鉴定为危房的农村村民住房，应加快制定应急保障方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东亮强调说。

　　民生的呼声与制度的壁垒之间，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上海市文旅局在对市人大代表的答复中表示，已在“保护第一”前提下兼顾民生，指导青浦区完善遗址区内危房抢修方案，明确抢修原则，并委派考古机构提供专业支持。针对遗址保护范围内的危房，正探索两条路径：深化研究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抢修策略与工程方案，或“积极争取市农业农村委的支持”，尝试利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政策实施迁移安置。

　　青浦区政府层面则尝试更务实的操作路径。对于保护区内确需建房的村民，提出“整体报批、一房一案”的思路，由属地政府梳理需求并编制方案后报市文物局审批。对于无资格原地建房的，则探索“村民易地建房、平移建房”等多元化模式。对于危房，强调“在不破土的前提下”予以抢险加固等应急保障。

　　然而，这些探索步履蹒跚。青浦区有关部门也表示，“目前，相关区域暂无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实施计划。”并呼吁市级层面健全管理办法，核心诉求直指现行法规最尖锐的桎梏探索放开“不超过原有区域和深度情形下”的浅层施工限制，让危房加固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