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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家刘阳志同道合的朋友众多，因其待人温和谦逊，对待专业执着认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传统媒体黄金年代的滋养，刘阳和他那一代人将践行理想与抱负作为使命标签。在尽职尽责地做好编辑记者、协调联络工作之余，刘阳坚持30余年投入自己的拍摄项目。2024年，他以3组关于中国芭蕾舞的专题作品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实摄影类），作品脉络清晰，时间跨度与完成度惊人。从与舞蹈巧合结缘，到一拍数十年，再到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刘阳一直把“幸运”挂在嘴边。在与本报记者黄丽娜的对话中，刘阳谈及最多的还是芭蕾舞。那些经历里有他对专业的尊重、与艺术的惺惺相惜，以及专题背后付出的汗水与心力。

　　1995年5月5日，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芭蕾编导莫尼卡·帕克在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上，为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排练古典芭蕾舞剧《睡美人》。

　　2006年6月1日，世界著名芭蕾舞排练者路易吉·博尼诺正在为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排练。他曾为中央芭蕾舞团排练过《卡门》、《摇滚芭蕾》和《蝙蝠》等作品。

　　2017年8月4日，作为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主要演员排练导师的世界著名芭蕾大师欧嘉·伊芙安欧芙，在国家大剧院为参加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选手们上芭蕾课。

　　2006年6月1日，世界著名芭蕾舞排练者路易吉·博尼诺正在为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排练。他曾为中央芭蕾舞团排练过《卡门》、《摇滚芭蕾》和《蝙蝠》等作品。

　　2018年7月23日，北京晓星芭蕾艺术发展基金会的舞蹈教室，几个刚下课的孩子正通过窗户的缝隙寻找自己的家长。

　　很多孩子从三岁半就开始学芭蕾，在教室里哭鼻子也是常事。2015年7月4日，北京盈科中心少儿芭蕾舞培训班， 想妈妈的小学员被老师抱在怀里。

　　2023年11月17日，青少年芭蕾舞挑战赛在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余位学芭蕾的小选手，在这个舞台上参加角逐。

　　2015年7月8日，北京晓星芭蕾艺术中心的孩子们第一次踏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在这里将开始她们的第一次“专业”演出。

　　1995年6月6日，中央芭蕾舞团演员邹之瑞（右一）、李颜（右二）、于国华（左二）和陈丽娥（左一）在故宫午门表演《天鹅湖》片段。

　　1995年，让世界了解中国芭蕾，芭蕾艺术家到长城、故宫、天坛、圆明园、琉璃厂等地，专题拍摄了一组具有中国地域特点的芭蕾图片。8月11日，艺术家们在长城上拍摄双人舞，把中国古老的长城与西方的芭蕾舞融合在一个画面中。

　　法国是芭蕾舞的起源地之一，巴黎歌剧院是法国最有名的剧院，法国观众对观看剧目的选择也十分挑剔。2009年1月6日，中央芭蕾舞团在巴黎歌剧院演出《红色娘子军》，中国艺术家用精湛的芭蕾技巧讲述中国故事，引起当地民众的浓厚兴趣。据歌剧院项目经理米夏尔介绍：“演出票在半年前就已经售罄”。当日演出现场，座无虚席。

　　进藏演出对内地来的芭蕾舞演员是个考验。2015年6月18日，在林芝西藏大学农牧学院，演出前的彩排中，刚从北京飞来的“白天鹅”张妍因高原反应缺氧虚脱。经过短暂休息，她又上台展翅。

　　黄丽娜：您在业界最为人知的标签是媒体“当家人”、海内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而摄影师这个身份是“隐藏款”，特别是您交出了“中国芭蕾”这样扎实的大部头作品，更令人惊讶。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身份吧。

　　刘阳：我从中学时就开始学习摄影了，也梦想着成为职业摄影记者。那时，我热衷于寻找冲洗照片的药水和奇奇怪怪的配方，但阴差阳错，都未能修成正果。小时候一次搬家，前一户人家留下了一幅照片，它就挂在我的床对面墙上，那正是吕厚民的《欢送志愿军回国》。我们这代人对抗美援朝的情感被具象化在这幅图中了，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照片是会感动人的。毕业后，我到山西日报工作，从文字记者到摄影记者，再到图片编辑，而后到人民摄影报工作，总之还是以从事编辑工作为主。

　　说起芭蕾这个专题，我是米乐M6 m6米乐幸米乐M6 米乐平台运的。当时我在《中国旅游米乐M6 m6米乐》杂志社北京办事处工作，我们的总编辑王苗与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团长赵汝蘅认识。彼时的中芭经济条件比较艰苦，他们需要拍摄照片作宣传，于是就找到王苗帮忙，而王苗身在香港，就将此事委托给我，我应下后也陆续找了其他摄影师一起拍摄。就这样，慢慢积累，我的照片也形成了专题。然而大部分照片拍完就被搁置了，除了给中芭做过广告、节目册和画册外，以我个人名义的出版展览等传播非常少。

　　黄丽娜：金像奖不只是对作品主题内容的评价，对照片的制作水准也有着相当的考量。您这次报送的作品制作情况是怎样的？

　　刘阳：我所投送的纪实摄影类，其“不能改变原始影像”的原则始终如一。我的理解是，胶片时代的冲印照片，放大机下的遮挡和加光都不允许使用，涉及的只能是2号纸（中性纸）和3号纸（硬性纸）的区别，显影液软硬的差别，这两方面的控制在数字时代仍可参照。

　　胶片时代的一代人，拍摄与暗房是一体的技能。从参评到三门峡展出，我的作品都没有假手他人。我对这一点是比较坚持独立的，后期可视为二次创作，理想的状态是拍摄时有一定想法，否则在后期向别人阐述得再详细，对方也未必能领会并呈现出拍摄的初衷。电脑后期与输出的相纸、墨的匹配度需要经验的支撑，而现实是很多摄影师不能熟练掌握电脑后期，进而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人群，与拍摄完全分离，这样不仅不能做到“还原”自己的观看，还会增加制作成本。

　　黄丽娜：您的芭蕾舞专题内容广泛，显示了您作为摄影师所下的功夫，以及对舞蹈专业的深入了解。能说说内行是怎么看“门道”的吗？

　　刘阳：因为和芭蕾舞的密切关系，不只摄影界的很多人把我误认为中芭的员工，就连舞团内部也有人认为我是同事。宣传广告图、工作资料照、日常排练、专家交流、重点剧目、国内外演出活动等，我希望拍摄中芭所有的需求照片。

　　几十年前，中芭请摄影师拍摄这事是具有超前意识的。那时，我们已经带着专业摄影师和舞蹈演员在长城、圆明园、前门、琉璃厂等北京知名景点拍美照“打卡”了。我既是摄影师，又是联络人，每次的拍摄都有明确用途，带着编辑思想有的放矢地拍摄。我并没有太重视个人作品的传播，一方面是版权，更重要的是我不自信。隔行如隔山，我认为自己对芭蕾的理解不充分。但随着工作的磨合与经验的积累，我意识到“脚比脸重要”——这才是芭蕾舞演员的标准。另外，芭蕾舞的排练和演出后台是不能随便进入的，而我这个老熟人，遇到不妥当的画面，或者不宜拍摄的画面，也会放下相机，相互的信任是基础。比如，演出一米乐M6 米乐平台场终了，演员冲向后台，从亮到暗的环境转换，视线是模糊的，此时如果摄影师为了所谓的好角度好照片，挡了演员去路，极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正是因为与中芭接触多，我才能不断地拓展着摄影触角，完善这个专题。

　　黄丽娜：除了芭蕾舞外，我看到您还有一些街拍照片。这些图片说明不仅有客观描述，还有一些您的个人感受。为什么做这样的图片说明？什么样的题材或现象会让您想去拍摄？

　　刘阳：我在图说中加入自己的想法，是想让一张照片的语义更加丰富。以小说和影像的对比为例，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方式呈现不同的结果，读者/观者头脑中的反应也会不同。影像是相对直接且固化的，小说却能将人引入更广阔的境界，当然也因人而异，所“悟”不同。我想用文字把读者引向更远，想得更多，增加照片的生命力和活力。或者说，这是“摄影师+编辑”的双重身份在我摄影里的一种投射，无论哪个先行都是好的。

　　拍摄“变化及过程”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事物所经历的生发、起伏、消失，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我曾经扼腕的题材之一是粮店，当年的种种画面只能靠回忆支撑。再比如，近年来各地的摄影展赛中都有“长期关注”一项。这样的专题必须建立在时间的长度基础上，新生、强盛、没落、灭亡，如果摄影师将之一一记录，必将产生很强的现实意义。

　　黄丽娜：当年您在《中国旅游》杂志的工作是怎样的？其中涉及的海内外交流工作如何运作？

　　刘阳：近年来传统媒体式微，功能性的转换是必然出路。而我经历的那个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大量优秀人才涌向摄影领域。我所在的《中国旅游》不仅仅是一家媒体，还在当年承担了海内外交流、推介优秀摄影师资源等职能。我们的图片库经营良好，合作的摄影师拍的大多是反转片，内容涵盖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世界遗产、民族民俗、人文地理等，而海外客户对这些的需求量也很大。对方会专程派人就商业照片如何拍摄给我们做培训，包括现场拍摄、现场指导。这一平台给很多摄影师提供了机会，传播作品，获取稿费。如今，我们这批人大多数已经退休，而现在的年轻人有的是出路和平台，随之改变的是摄影的生态圈。

　　刘阳：我们那一代有很多人热爱摄影，并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批人感染带动着更多人，也形成了一股主流的正气。我喜欢的人太多了，喜欢的作品也太多了，每位摄影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面对他们，我不是进了菩萨殿，而是进了千佛阁。以王文澜为例，他除了为人所熟知的《自行车》专题之外，还有很多优秀作品。他可能为了一个画面站在那里一个小时，而我完全参不透其中奥妙。他拿起的不同的拍照设备，也许能够代表他的观察与判断。